东北恋哥

采访、撰文/法兰西胶片

从小看港片长大的，都会留意一个名字：秦小珍。

她出现在上世纪吴宇森港片巅峰期作品里，除此之外，也出现在包括徐克、尔冬升、陈嘉上等数十位香港导演电影的滚动字幕表中，香港票房头部制造者，双周一成，四大天王，都与她有过多次合作。

她有一个称号，叫“香港第一副导演”，但她也是导演、执行导演、编剧、监制、制片、场记、服装……总之，你拍的戏要是缺个控场的，还能控得出彩，就得找她。找她要快，因为抢手，得排队。

所有香港导演都需要秦小珍，这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催生的职业工作者的典范。

然而这么久过去，河东河西三十年，秦小珍的电影事业轨迹开始发生起伏

今天，在爱奇艺云影院以PVOD模式上线的电影《东北恋哥》里，我们又看到秦小珍的名字。该片由包贝尔主演，一群东北喜剧人作陪。

电影翻拍自韩片，有笑料，也有动作，它服务于网生用户，但本质上又不像一部标准的网大。因为导演是秦小珍，这里多出来一些情感，一些严肃的表达。

我特别想知道，秦小珍导演是如何进入行业的，又如何受困于行业，并在当下复杂的环境里，再度努力重返行业。

和这位在我面前还像小女孩一样的70后导演，深聊了四个小时，她总在不停地感激他人，也总在说，自己出道时太小，书念得少，这才逼迫她比别人努力。

但当你得知，她在1989年随家人移民加拿大后又偷偷折返香港的往事，你就知道她的职业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件事——

爱电影。

那么今天，我们先从《东北恋哥》聊起，一个香港女导演，讲述东北往事，干货满箩。

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时候，我原本在香港帮刘伟强筹备《长津湖》，那时候是陈凯歌导演、徐克导演和刘伟强导演三个人拍，陈凯歌导演拍最前面的五分之一，徐克导演拍最后的五分之一，炸水门桥，刘伟强导演拍中间的五分之三，我是刘伟强导演那边的第三组导演。还差10天就要开机了，武汉爆发疫情，就停了。

等于这一年我什么项目都没法接，到了11月份的时候，包贝尔找到我，说他有几个项目，看看我有没有兴趣一块做。我一看，这里面就有《东北恋哥》，我很喜欢原版。

我从来没去过东北，本来拍《长津湖》的话是要去的，结果拍《东北恋哥》变成我第一次去东北。去年12月去看景的时候，是最冷的时候，东北给我的印象是白茫茫的冰天雪地，但后来黑龙江再次发生疫情，等我们今年3月份去牡丹江和哈尔滨拍，雪差不多融化了，所以电影里多数是假雪，后期做的。

说白了，我第一个认识的东北朋友就是包贝尔，我当时就问他，一个连普通话还没说标准的南方人，你相信她能拍一个很落地的东北戏吗？

他说可以，因为剧本里最核心的表达是主角关于亲情、友情，尤其是爱情。

我曾经也想过，翻拍这个故事，我应该从哪一个角度入手，去表达男主人公他对人、对情的那种信义与直爽。我说能不能改一点，从一开场就用女主的主观视角去说这个故事，后来想想还是没这样做，这个戏，一上来就要让观众知道，包贝尔是大男主，一个最形象的东北人。

后来在慢慢的创作过程中我才明白，在80、90年代，东北人，尤其哈尔滨那边，靠近俄罗斯，他们其实挺潮的，那些东北的痞子都走在潮流的前端，很洋气。后来重工业没有了，年轻人好像没有了前途，就去写一些很风趣、幽默的东西。

包贝尔老是跟我说，东北人，就是要面子，兜里没钱，都要撑出来，请别人吃饭。

乔杉、许君聪还有潘斌龙都是包贝尔的哥们儿，都是帮忙来演。这么多喜剧演员，但我希望这部戏不仅仅是喜剧，我尽可能让他们把自己的标签收起来。

你会发现，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不那么搞笑，不爆笑，更像一个普通的东北人。尤其是乔杉，他一来现场我们就想笑，但是他最后那场戏，说“我没有弟弟了”的时候，要让所有人哭的。

包贝尔更是这样的，我对他有很多要求，那时候我到北京，隔离14天出来去他公司，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，包包，你得减肥，你的轮廓必须出来，高挑型的，皮肤稍微黑一点。

他说行行行。谁知他还有两部戏，自己还有一个短片集中的一个导演项目，拍累了就吃东西，最终没做到那个外形，后来他自己现场看回放，他自己都生气，说自己像一颗卤蛋。

我对他第二个要求，就是笑声的问题，因为他有一种演喜剧演习惯了的笑声，因为他这个人在现实中超好，老是怕身边的人不开心，就习惯了笑。我说这样不行，你不能是包贝尔了，你是于铁。

于铁是个痞子，要打架，男人打架很容易，而且他还拍过《“大”人物》，也打过，但一个痞子去追求另一个世界的女孩，那就不容易。

我们开机第一天的戏，是他在夜路上，放两个烤红薯到女主角的大衣兜里，演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就发出那种惯有的笑声，我就和他现场想办法调整，都是在摸索。他一看监视器回放就知道问题在哪，于铁这时候要把杀气放下，但放下杀气不是让你交流上变轻松。

其实包贝尔自从开了公司，有老婆有女儿之后，牵挂多了，年纪也大了，没有以前那么经常笑嘻嘻的。我认识了他十年，我太了解他能不能演于铁。

他和我讨论时还提议，要不要把于铁这个人演成《绿洲》里薛景求那样，但一来薛景求那个角色好难言，小动作很复杂，二来，角色不一样，于铁是有亲情在的，有哥哥嫂子侄女和爸爸，但是《绿洲》里是没有亲情的，人物不对。

当然，《东北恋哥》对我而言，外观看上去是喜剧爱情，但对我来说，最特别的感受，是父子亲情。

我记得当年我跟吴宇森去法国拍《纵横四海》，我爸爸在加拿大生病了，癌症。等我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打了吗啡，认不出来我了。我特别后悔，亲情这个东西，不管少见一天、两天还是一年，没就是没了。

电影里包贝尔演的于铁看到他爸老年痴呆，那场戏，我拍的时候都跟着一起哭的。我在现实中没有照顾得上爸爸，但在这部电影里面，我起码可以表达，我还有机会孝顺爸爸。这也是和原版的区别，我们终归是有中国人自己面对亲人生死的柔软的方式。

包贝尔自己对自己的表演也很较劲，尤其是给痴呆症父亲做临终遗言那场戏，他一边吃面一边说，自己追上了一个女孩，长的美，人也好，本来以为根本不可能在一起，但那女孩竟然就爱上他了，但是最后，还是TMD被自己搞砸了。

现场拍第一条的时候，身边好几个人都在哭，包贝尔也在哭。原本给了更多的台词，中间层次非常多，情绪转折很大，后来包贝尔演了几遍，发现不感动了，他没有感觉了，情感透支疲惫了。我说没事，你看现场，那些女工作人员，她们一开始在哪里哭，我们就让这场戏在哪里停。

说真的，我现在很感谢包贝尔，因为他在我最不好的状态的时候，真的二话不说，过来，我请你拍戏。这个经历要从我16岁，入行三十年前说起了。

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很小，很幼稚。

我是1973年出生的，小学一二年级成绩一直挺好，但突然生了场病，在医院住了5个月，导致我没读三、四年级就上了五年级，所以我不到16岁就高中毕业了。

那时候我在初中做学校戏剧协会主席，但我并不喜欢表演，只喜欢看电影。我看《英雄本色》的时候就在初中，看到发哥开枪杀人我怕怕的。从小到大，每到春节，爸妈也一定会带一家人看电影。

高中时开始学画画，以为自己画画很好，但没想到最后考上一个专科，读了半年，又发现自己画画也不行，没别人厉害。就在这时候，家里说要移民，可我不想走。我还是想干电影这一行。

我读了一些短期电影课程，没用，进不了剧组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电影收音师，他儿子读书不成，过来跟爸爸做；一个灯光师，女儿不想读书，过来跟着妈妈做；谁想做化妆，好吧你跟阿姨做。是这样的。

我只能打电话问徐克的工作室、成龙的公司还有洪金宝的公司都在哪，问到地址后就给他们写信。当时我想应征美术指导，但剧组里美术指导会干什么，我其实也不知道。

按爸妈的意愿，我应该移民去加拿大继续上大学，但刚到了加拿大，我就偷偷管我哥借了钱，又返回了香港。

因为TVB、成龙的公司还有徐克的电影工作室都给我回信了。有机会了。

于是先去TVB面试，但我自己不爱看电影剧，我希望认识一些能带我做电影工作的人，就没有再考虑。

接着去嘉禾，当年那真的好大啊，但前台有点趾高气昂，问我，干什么的小妹妹？我说我来见工。她冷冷地说，坐那边。

面试完之后，说你太小了，但这个岗位也不需要大学学历，高中毕业就OK。

那是什么岗位呢？

其实就是在一个行政部里做OA，办公室助理，每天9点半上班，坐在前台听电话，客人来了上个茶，3000块一个月，干不干？

最后去徐克的工作室面试，他那一层400、500平，当时一进门看到程小东导演，但我那时候不认识他，可他后面跟着一个演员，梁家辉，我认识。他们也没什么事，就是刚好来坐坐。下午3点钟的时候看到吴宇森导演，后来知道他是回工作室写文章，《星岛》和《经济人物》都有他的专栏。

徐克的工作室在那个大厦的10楼和11楼，楼上是发行公司金公主和杜琪峰导演的工作室，楼下是李修贤的工作室，王家卫那时候在这栋楼里做编剧，陈勋奇也在这里，总之一栋楼上上下下全是搞电影的，现在应该都拆了吧。

这里的人事女经理对我很友善，我就决定，来徐克这里做文职，干的事情虽然和嘉禾一样，但能看到那么很多电影人，看他们真实的工作，真是很开心。人事部女经理那天还告诉我，大家都管徐克导演叫老爷。

老爷自然是这里的老板啦，他要吃麦当劳，我就去记一下，帮忙买。有时他拿个剧本给我，小妹妹，复印三份！

后来吴宇森每次写完报社的稿子也找我，小妹妹，帮我传真过去。

还有那时候的施南生小姐，老爷的老婆嘛，气场强大，大家都好怕她，但她却很疼我，多亏我年纪小吧。

因为他们当时在筹备《倩女幽魂》的续集，整个房间都贴满了设计图，我有时候就帮忙涂颜色，反正平时下班了我也不走，后来就被徐克看到了，问我，小妹妹够工作的年龄了吗？我说够了够了……他说，来，跟我的组吧，你可以做美术和视效！

没想到才上班三个月，就这么幸运！

还有碰巧的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吴宇森导演开了自己的公司，准备拍投资巨大的《喋血街头》，当时特别缺人，所以也想拉上我去他那个组。

因为徐克筹备的《英雄本色3》和《喋血街头》都是讲在越南打仗，所以两个人就分开了。这时候施南生小姐就问我，小妹妹，你确定了吗，我听说吴宇森也找你呢。

我内心其实是不想总是待在一个房间里画视效，就想去吴宇森那边多学东西。施南生小姐人太好了，知道我的心思，就说你可别后悔哦，就把我放走了。

多年后，老爷拍《顺流逆流》时有个副导演生病了，请了一星期假，就找我进组帮忙，做一些镜头调度，调一下演员的表演。那是我离开老爷十年后又在一起共事，老爷还是那样，喜欢片场吃零食，吃了零食他就不感觉到饿，他不饿，就会忘记放饭，到了中午12点还在拍，拍到下午3点才想起来，啊，刚才是不是没放饭啊，所以老爷剧组的人都有带小吃的习惯。

又过了好几年，我在横店跟《四大名捕》的时候，又碰见了老爷，当时他的《狄仁杰》和我们用的是一个棚，他看见我抽起了烟，说，小妹妹都抽上烟了，长大了。

说回当时拍《喋血街头》的事，我原本工资3000块一个月，进剧组后，人家说小妹你已经不是办公室文职了，薪资给你加一点点，4000。

好开心好开心啊，4000块吔！

那我的岗位是什么呢？当时吴宇森的副导演是梁伯坚，我的师兄，他很严肃，不爱谈笑，就对我说，你来做场记。

我说场记是什么啊？

他就把以前的一些场记单拿出来教我，怎么记录镜号、场号，一个镜头里会发生什么事，一般对白会有多长，第几条第几条算ok，等等……他说不明白就来问他，可到现场，他哪里有时间啊，我就站在那看。

可能小女孩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大家都愿意帮你。比如摄影组的人，我想记一下那个镜头是多大，35拍多远，是中景还是特写，不懂就直接问，那些摄影师就从不为难我，直接告诉我这个镜头的距离是多少，是拍全身还是拍大特写，我就懂了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忘记是因为什么，吴宇森导演叫梁伯坚导演再出第七稿剧本，从第1场写到第30场，我也要来写。

因为《喋血街头》的开场发生在香港，讲的是梁朝伟、李子雄、张学友每一家人的故事。梁朝伟演的就是他本人，是他和他妈妈的真实的关系，年轻时他家里很穷嘛。

我花了两天时间写完我的部分，好像写作文一样，把它交给编剧老师，老师说这个可以，那个不行，回去再写。然后我们三个人稍微讨论一下剧情，这时，剧组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泰国看景了。

这部戏拍的是越南，但拍摄地去的泰国，还请来好莱坞的《猎鹿人》的团队，因为他们当年就是在泰国拍的越南，有驻地制片。

结果老爷自己真的去越南拍了《英雄本色3》，因为当地没有那么发达，尤其是电影工业，很多地方不专业，所以那部戏后来发生很多事情，剧组被人坑，被勒索要钱，还遭遇了抢劫、偷东西，发哥梅艳芳他们都请了很多人来保护。

当年的演员们都很敬业，在《喋血街头》里，有一场戏是李子雄为了活命打了张学友一枪，张学友要在水里爬，那天拍摄时水源都用光了，只能抽河边的水，但那是个臭水河，是一条排粪的河，张学友就在这种水里爬，我是场记，这些全都看在眼里。

我记得最深的一个大场面，是在海滩上拍的那场越南军的大爆炸。

那炸药威力好大，一爆，连地都抖了。我那时哪见过这种场面啊。这边六台摄影机，对面有三台，要知道对面一台机器的镜号是多少，我要跑过去问。还得坐直升飞机，因为有一台机器是在直升飞机上俯拍。

但我的内心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

我这么一个女孩，好黑，好瘦，小小的，但很有体力，拼命地学，换作现在我可不行，会疯掉的，那时候我可以3、4天都不怎么睡觉的，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哪里，涂血浆的工作人员不够了，我也上去帮着涂。这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了，终于明白电影是什么样，这些经验跟了我快30年，一直用到我后来去林超贤的《紧急救援》。

《喋血街头》前后拍了半年，基本是顺拍，最后粗剪4个小时，胶片使用量42万尺，破了香港电影纪录，过了好几年才被王家卫打破。

在后期剪辑的时候，我又“恢复”成办公室文员，负责叫外卖，午饭时间到了，问剪辑老师吃什么，导演吃什么，然后去叫外卖。到下午的时候，叫下午茶，晚上就叫晚饭。那段时间一直在重复刚才的工作，从中午开始，到第二天早上大概10点吃完早饭，导演说，大家回去洗一个澡，中午1点钟再回来，回来再叫午饭。

连续两个星期，我是回家就在车上睡，醒了就到公司工作，大概到第12天的时候，人真的有点懵，去洗手间，或者去饮水机接水，脑袋是懵的。

但我一直跟年轻人说，只要你爱你的工作，爱你的创作，爱电影，这些都不会觉得辛苦。你觉得很难熬很辛苦的时候，你就要想清楚是不是真的爱这一行。

你看我不是大学生也没学过这个专业，只要我愿意，我能吃苦，他们会给我机会去学，后来《纵横四海》我是第二副导演和场记，还有编剧和服装助理，三个岗位，每个月只有5000块，但是我愿意啊！

只是2000年后，很多人对港片的感觉都很淡了。可能再过十年，年轻人连周星驰是谁都不知道了。

《喋血街头》之后，我继续跟吴宇森拍戏，我经常会提一些点子，《纵横四海》那个红外线的点子就是我想的，《辣手神探》开场杀人戏也有我设计的部分，这些当时提出来时我也不肯定，没想到导演就用上了。

其实演员也会提很多点子的，《纵横四海》里发哥讲了一个笑话，猜谜，问，馒头泡在稀饭里，打一个明星，是谁？答案是：周（粥）润发。这个梗就是发哥自己想出来的，为什么会想这个梗，因为当时周星驰的《赌圣》出来了，爆了，无厘头的时代开始了，发哥有一点担心，说如果吴导只是在拍浪漫，但香港贺岁片必须要加一点包袱，加一点幽默的桥段，于是他就想了很多喜剧桥段。

后来吴宇森要去好莱坞发展，我在帮做编剧的时候，看到很多桥段都在不断调整，比方说《辣手神探》里，原本梁朝伟不是卧底，而是一个杀手，还错手杀死了一个婴儿。当时就说这情节不可以，因为好莱坞最不喜欢导演拍这种争议的情节，涉及到孩子或者动物，于是就把梁朝伟的角色改了，不再误杀婴儿，而是误杀了欧阳震华扮演的警察。

杀欧阳震华的戏就在电影里那个著名的长镜头里，那个长镜头影迷都了解，很复杂，电梯关门的一分钟里，所有工作人员要重新更换场景，电梯门再打开，已经到了“另外的楼层”。我们第一条拍坏了，电梯门卡住，因为那是一个假门，是人手推拉的，滑轮卡住了，算了，不得不继续拍，因为开门后，反应弹特别多，一开门就要打就要爆。

第一条失败了，大家都觉得很可惜，大家就收工了，因为这个场景复原要一整天，最起码6个小时。我们所有工作人员，包括发哥和梁朝伟的替身，所有人，抱在一起，说没关系，明天我们再来，真的是同一条心，去完成一个壮举。

当年吴宇森导演为什么要做这个镜头，就是因为他看了马丁·西科塞斯的《好家伙》，开头有一个长镜头，罗伯特·德尼罗穿过夜总会进厨房，很经典的长镜头，吴宇森导演还去美国跟马丁吃了饭，我说能不能给我带签名，导演答应了我，但最后只是拿回来几张手稿，还被我搬家的时候弄丢了，唉……

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几张和吴宇森导演的合影，也没有和发哥拍过照，我和四大天王都合作过，也没合影过。等吴宇森从好莱坞回来，那时候我已经和陈嘉上长期合作，见面的机会就少了，印象里只吃过一顿饭。

其实我快乐了没几年，因为97回归后香港电影工业就不好了，到现在，香港干电影的人也不多，从业的也只有1700多而已。读电影出来的香港年轻人都好惨的，都没机会。

所以我是真的很感恩很多前辈带我，第一个感恩的肯定是吴宇森导演，当然还有徐克、陈嘉上，还有尔冬升，尔冬升是第一个问我你敢不敢当导演的人，但他后来每次找我我都有工作在身，有一次还找我监制一部戏，我当时太笨了，没有好好珍惜那个机会。

这些导演，当时都相信我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人，当场记、副导演，还写剧本，我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可思议。

但我现在确实也很后悔，那时候没有读书，一实践才知道，原来我还是有很大的缺失的。我应该是读好书才来做这一行。

这不是谦虚，真的是底子打得不好，才要比人家多努力三倍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入行时有一个前辈，从那时候他就是第一副导演了，后来帮陈果做策划，再后来帮郭敬明做《小时代》的执行导演。他干了二三十年，一直没机会当导演。

我有个朋友做制片助理的，说哎呀我死了，我可不要像他一样干20年副导演。我没忍住说了他，我说你以为他不想当导演吗？他那时候没有机会啊，你要真的想当导演，你现在拿个手机就能拍。年轻人反而不愿意吃苦，一毕业，觉得自己写一个故事，拍个影片，参加个影展，一部就当了导演了。我不是，我肯定要从场记做起，我很幸运我能一步一步来。

正因为这样，我很怀念过去的时代，那时候有很好的公民教育，但我们都知道自己不是白种人。英国人高高在上，觉得自己是大不列颠，但是他们现在还靠中国人赚钱，就很矛盾。到了汶川大地震，奥运会，那时候我们情绪很激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我从小没唱过国歌，后来特意去学了三个月的普通话，结果连“秦小珍”的名字都念不好，以前总说“你们香港人”，说得我也变习惯了，说“你们内地人”，再想一想，对啊，我们就是没有根。

这种感情，我就放到了《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》里，我对这部戏的表达上的投入是最多的。

现在我最感谢的导演就是包贝尔了，因为在五年前，我遇到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因为这件事，导致我在法律上暂时不能做导演，错失了很多工作机会，这时家里人还生病，急需要钱，我好害怕，天天躲在屋里，怀疑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再做这个工作，一度患上忧郁症，去看了医生。

好在很久前拍《四大名捕》时我认识了包贝尔，当时他还很小，是光线的新艺人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，他知道我遇到麻烦，就主动找我，请我做《胖子行动队》的副导演，我这才有工开，生活才继续下去。一直到现在这部《东北恋哥》，我心里都十分感激。

接下来，我要继续反思自己，在导演的岗位上，我还要表达什么，这是最长久的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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